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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九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电告在华中工作的刘少奇返回延安。
刘少奇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代表中央解决了领导人之间争论的一些问题，1943年1月1日才回到延安。
1、组织的健全
刘少奇回来后，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康生、王稼祥、陈云、张闻天、博古、王明、邓发、凯丰。
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值得说明的是，这个“最后决定权”仅限于书记处，而在政治局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决定重大问题。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刘少奇为党内第一、第二把手的政治格局，开始有了雏形。
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
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4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毛泽东担任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国共产党终于在组织上确立了自己的领袖。
2、整风与审干的缘由
1943年初，国共两党的关系本来是趋向缓和的，毛泽东也为维护两党关系作出了许多努力。
他在1月25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中共派出周恩来、林彪常驻重庆，积极展开两党谈判，以求抗战后的国内和平。
但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都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看来，他又将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对于国际局势，3月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罗斯福企图先打败日本，丘吉尔则主张先打败德国，后打日本。苏联计划打日本由美国、中国担负，打德国由英国、苏联担负。日苏不战是世界格局的一个枢纽，国共关系要看日苏关系的变化。
毛泽东提出：
“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调查部和党校都发现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1942年基本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整风，一边审干。”“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为了加强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
据说，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汉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派几十个特务到边区，有的已经混进了边区政府。有一次中央大礼堂演戏，毛泽东和朱德也去了，当他们和一些领导同志刚进入会场，就有人从礼堂外边小山坡向后门投了几颗手榴弹，投弹人被警卫员抓获了。
当时敌伪和国民党派遣特务打入陕甘宁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是真实的，认真审查干部也是必要的，但正常的审干活动后来被康生搞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边区重演，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3、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1942年11月，康生一手制造了一个假特务案“张克勤案件”。张克勤当时才十九岁，1937年在甘肃加入地下党，后来到延安学习。康生以他父亲在兰州被捕自首为由，将他看管起来审讯了六天六夜，百般折磨。在“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下，张克勤作了“甘肃党是红旗党”的假口供，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反革命的“红旗党”。
当时，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多次大会，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开始时，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但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定为“反党五人集团”。这样，对王实味的斗争出现严重的偏差，并且对不久后开始的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943年4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
以后，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错误结论。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对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
1943年4月1日晚，康生突然在延安保安机关逮捕二百多人，并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在各机关、学校、单位掀起抓特务、抓叛徒的高潮。延安一万多干部中，在审查中“发现”特务及失足者近千人，占百分之十。
4月中旬，康生又搞“坦白自信”运动，让张克勤四处作坦白报告，现身说法，搞假典型，推广他的“经验”。到7月，他在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说现在的审干就像抢救落水的人，不能从容地搞，要在紧迫的时间中去“抢救”。这个报告曾经被当时的延安青年称为恐怖的信号，实际是一种诱骗高压，使来到延安的广大青年，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青年，人人自危，恐惧万分。
整个边区，从机关到学校、工厂，从城镇到乡村，开始了“全线进攻”，并提出要“日夜抢救”，于是到处召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把边区搞得乌烟瘴气。
特务多如牛毛，任何机关单位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等等坏人。
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向有关负责工作人员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
7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求把他阐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载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
毛泽东写的这段话是：
“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的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在这方面所花的力气不多，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一个时期搞得“特务如麻”。
4、冤案丛生
有这么一个故事，艾思奇正要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他的对象有问题，艾思奇不能同她结婚。只好派人去通知新娘说艾思奇有紧急任务出去了，今晚不能回来。然后安排他到别人的房间去睡觉。新娘在新郎的房间里守了一夜空房，婚没有结成，第二天新娘就被单位叫回去了。
“抢救”运动开始的时候，侯波刚生下小孩，躺在床上坐月子，延安电影团摄影师徐肖冰就被抓去“抢救”了。
徐肖冰回忆他被“抢救”的情形：
“所谓‘抢救’，就是把你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审讯你，让你交待怎么来到八路军队伍的，为什么跑到延安来？是不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有什么目的？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这么一搞使有些同志想不开，被整得难受，有个别的想不通还自杀了。轮到我被‘抢救’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了。可是我被关起来的那一段时间也还是挺冤枉的。一间很小的屋子，白天黑夜把我关在里面，有吃有喝，就是不准自由活动，不让与家人见面。我被带走的时候侯波还在家里带着孩子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她解释，只能跟着人家走，想着没有事就能马上回家。她还有点眼泪汪汪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审问我的人是三班倒，不让我睡觉。我就那么一点问题，都交待过了，可是他们说还有问题，让我全部交待出来。我不知道要再交待什么，就只好沉默对抗。他们三班倒可以睡觉，我连着几夜不睡觉受不了，他们审我的时候我就打瞌睡，一打瞌睡他们就砸桌子把我砸醒，他们一砸桌子，我急了也砸桌子，跟他们干起来。后来审来审去实在审不出什么名堂来了，就算我过关了，没有问题了，就让我回家了。”
康生这个人心狠手辣，在“抢救”运动中就暴露出来。陆定一记得，《解放日报》报社有一位总务科科长，是河南人，挨整受不了，刎颈自杀，本来已经抢救过来，可康生还是说他是河南的“红旗党”，是死特务。这个同志听说后，把纱布扯掉，终于死了。
5、党中央的“纠错”
这样的“抢救”，把一万五千人打成特务、奸细，许多党员干部都很气愤，向中央反映。
刘少奇亲自找毛泽东谈话，问道：边区这么多特务，为什么没有发生大的泄密事件？
任弼时非常气愤，向周恩来指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三万多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百分之七十，其余都是初小毕业，十几岁的娃娃，怎么可能都是特务呢？
周恩来说，国民党有一百万党员，学生党员只有三万，怎么会都派到延安来？康生说四川也有“红旗党”，我在重庆呆了那么多年，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徐特立多次质问康生，你说那么多同志都是特务，拿出证据来！
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毛泽东听完后说：
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做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他后来总结审干工作的教训时指出，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缺乏调查研究；一条是没有区别对待。
1943年8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强调在整风审查干部中，反对逼供信，并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审于工作九条方针。
这九条方针的正式下达起了重要的作用。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邓力群回忆说：
“我们这些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双方的关系很紧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它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使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了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
毛泽东意识到“抢救”运动的问题，说“这是青年人的灾难”。他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并在11月5日规定“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5%，并一经坦白，立即释放”。
1943年10月，党中央决定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认为审干有“肃反扩大化”的倾向，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随后展开的甄别平反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才结束。
毛泽东后来在许多公开场合，向受害同志公开赔礼道歉。直到1945年初，他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还说“抢救”运动时发生了过火的“左”的错误，过火要不得，群众逼供信不好，并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
他把手举到帽檐下：
“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赔个不是。”“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
会场上，同志们热泪盈眶，热烈鼓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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